傅作义与陈长捷在保定军校时就是同班同学。后来，他们都成为阎锡山的部下，成为抗战时期晋系中最杰出的两位将领。然而，由于阎锡山对他们的才能感到忌惮，最终导致两人不得不与晋系划清界限。

傅作义在绥远独立发展，而陈长捷则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暂时隐忍于伊盟，担任伊盟守备军的指挥官，二人因此分开了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特别是在傅作义掌控华北之后，陈长捷无论是否愿意，都注定会成为傅作义与蒋介石之间的“博弈筹码”。

对于蒋介石而言，将华北交给傅作义是出于无奈的决定，因为他的亲信部队表现不佳。薛岳和李默庵都在与粟裕的交战中遭遇惨败。原本寄予厚望的杜聿明，深陷“何应钦派”和“陈诚派”的权力斗争，首先被迫离开东北休养，随后前往徐州，已无力再战。

还有宋希濂，但他需要辅助或制约张治中，因此去了新疆。王耀武的境遇最为悲惨，已经被俘，那时正被关押在济南的一座图书馆中反思自己的人生……还有谁呢？再也没有了！偏偏傅作义却崭露头角，声名显赫，怎么办呢？只好把华北的权力交给他了。

然而，真的会将任务交给傅作义吗？这可不太可能。蒋介石已经在北平安排了李文，而在天津则是杜建时，这无疑是一种双重保障！唯一的顾虑是，杜建时作为“文官”，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必须还要配备一位军事将领。

此外，这位将领还需得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共同认可——而陈长捷正是最佳人选。因此，陈长捷到达天津后，对杜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这里是为了作战，其他的事情我不关心。”

“宝宝心里苦”这个说法，陈长捷作为经验丰富的人，自然明白其中的复杂关系。他不仅要服从傅作义的指挥，还得接受杜建时的“监督”。在面对这两个“长辈”时，唯有保持本分才能减少麻烦。

换句话说，对于陈长捷而言，并不像某些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他是傅作义的忠实将领，唯独对傅作义心存忠诚。实际上，陈长捷在守卫天津时，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战斗”。

因此，在天津战役展开之前，杜建时与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都劝陈长捷：打不赢的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然而，陈长捷却愤怒地回应道：“如果天津的防守部队撤离，将会让北平陷入绝境。你们若不为傅总司令和蒋委员长负责，我只有选择自尽。””

后面的事情几乎众所周知，傅作义一方面指派陈长捷坚守天津，另一方面与我们进行谈判。最终，傅作义选择了起义，成为了重要人物，担任了水利部长。而陈长捷则沦为阶下囚，被送进功德林进行改造，这让他彻底崩溃。

这就是傅作义与陈长捷之间恩怨的根源。简单来说，就是性格影响了命运！陈长捷性格更为忠诚，但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其实就是在能力上稍显不足。这不仅在他守卫天津时体现出来，1941年，他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担任伊盟守备军司令时同样如此。

傅作义的绥远地区，确实是个寒冷的地方，陈长捷的伊盟也是如此。然而，傅作义在绥远能够独立发展，反观陈长捷却因无法控制部下，利用剿匪的机会进行抢劫，结果导致伊克昭盟的盟长沙王逃走，最终被蒋介石直接罢免了职务——归根结底，还是能力差异所致。

经过改造，陈长捷于1959年成为首批获特赦的人之一。事实上，首批被特赦的人员不仅都经过改造并获得认可这一硬性标准外，他们各自也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

用董益三的说法是：杜聿明能借助杨振宁提升自己的分数，郑庭笈则依赖傅作义获得好处，杨伯涛凭借直言不讳来博取关注，邱行湘则通过辛勤工作赢得青睐，而我又能依靠什么呢？孤立无援，只能选择暗中举报……

实际上，陈长捷和郑庭笈一样，都是因为傅作义的缘故而获得特赦的。这一点可以与陈长捷被俘前与其地位相当的锦州守将范汉杰进行比较。范汉杰本来也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中，但由于遭到原19路军军长蔡廷锴等人的反对，最终被删除了名字，直到第二批才得以获释。

因此，陈长捷被特赦的原因已成为人尽皆知的秘密。特赦后，傅作义非常高兴，随即邀请陈长捷留下来，因为那时对陈长捷的安排有三个不同的方向可供选择。

首先，他可以像杜聿明等人一样，在北京担任文史专员。其次，他可以选择追随傅作义，毕竟傅作义已升任水利部长，相当于重新投靠傅作义。最后，考虑到他的个人意愿——天津对他发出了邀请，而福建作为他的故乡也在邀请他前往福州，同时，陈长捷的家人则在上海，也可以选择去上海。

在众多邀请中，傅作义的热情最为高涨，关于子女或配偶的陪伴问题也能得到妥善解决。客观而言，傅作义提出的条件非常优越。杜聿明等人均认为，陈长捷会接受傅作义的邀请，但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拒绝了这个请求，选择不留在北京，而是前往上海与家人团聚。

于是，陈长捷在特赦后前往上海，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政府现在赋予了我公民身份，我应该从最基础的公民做起。这与我在军队中的原则相符：要想成为优秀的将军，首先要做好士兵。”

那么“士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竟然要去做清洁工，去打扫街道——如果你不答应，他还真不干！最终，陈长捷手握扫帚，犹如持着指挥刀般神气，他脱下草帽，摘掉口罩，坦然地对路过的人群点头微笑。

他负责的区域有五个垃圾桶，按照规定，每周需要清理一次，但他自己要求每周必须清理两次。

清洁团队的负责人略显忧虑：“你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清洁工，这样的工作强度，可能会让你感到吃力。”陈长捷回应道：“我所追求的只是内心的快乐与心理的平衡。” （摘自《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显然，陈长捷拒绝了傅作义的邀请，执意要做清洁工，这与两人之间的恩怨关系并没有太大关联。换句话说，陈长捷并不是因为曾经受到傅作义的“背叛”而选择与其断绝关系，拒绝接受“施舍”。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致。

正如他当年在天津守卫时所说的，什么都不在乎，只专注于战斗。如今负责扫街的工作也是如此，虽然有人认为陈长捷过于死板，或者有些“内耗纠结”，但对于纠缠于恩怨问题而言，显然这并不是陈长捷的个性。

对此还有一个例证，特赦后陈长捷一边在街上清扫，一边撰写了一篇题为《天津反抗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的文章，并寄给《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部。编辑要求修改两处：其一是标题不够简洁，其二是结尾部分显得多余，应当删去。

最终，陈长捷愤怒地表示，这两个地方都是关键所在，他宁愿选择不发表也不做任何修改。经过这番波折，编辑部最终妥协，发表后加上了一个“编者按”，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陈长捷的性格特点就是这样：坚持原则，固执己见，但又十分坦诚，颇有黄维的风范。因此，他拒绝傅作义的邀请，执意要扫大街，不仅仅是出于恩怨，更主要是性格使然。

进一步来说，如果陈长捷没有这样的性格，蒋介石当年怎么可能会同意让他驻守天津呢？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